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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职业共识的形成是司法和谐的重要因素
时间:2013-05-10 [ ] 浏览次数:2178 来源: 视力保护色:

   辅正律师事务所 冷传莉*

  【内容摘要】在当前,虽已初步形成法官、检察官、律师为主的主要法律职业共同体,但在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之间并未形成真正的法律职业共识,甚至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冲突和隔阂,影响了司法和谐的推进。本文在全面分析法官与律师在法律职业意识上的冲突、隔阂的深层次的原因之后,提出了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要消除冲突与隔阂,建立共识与尊重,这是促进司法和谐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法律职业 共识 司法 和谐

  去年《法制日报》刊载的《法官与律师:呼唤尊重与和谐》和《司法行政化:法官与律师两者畸形关系产生的重要原因》两文所引发的讨论是以一起轰动一时的天津法官打律师的事件为背景的[作者简介:冷传莉,武汉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贵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华夏时报》,2007年4月11日《天津一法官被指法院内殴打北京律师》(华夏网,最后访问:2007年10月6日)],文中提到:“在个别法官看来,法官对案件的审理可以称之为工作,律师参与某个案件的代理就是赚钱,在这种奇怪意识的影响下,律师的一举一动在这些法官眼里不过就是追名逐利,不值得得到尊重。”其实,根据笔者的经验,这里法官的想法不能谓之“奇怪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普遍意识”,持这种想法的绝非少数或个别法官;同时对一起并不严重的打人事件为什么人们不是站在一般的角度去观察,而是引发到职业关系的高度去讨论,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这种观察的角度其实并非有意故弄玄虚,恰恰有着深刻道理。那么法官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怪意识”进而可能受到这种意识的驱动出现打律师、贬低律师等法律职业群体间分化的现象呢,这还得从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的职业共识与尊重进行探讨。

  一、造成法官与律师在法律职业意识上冲突、隔阂的原因

  通常,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一般是在狭义上使用,主要是法官、检察官与律师形成的法律职业群体,当然还可以包括仲裁员、公证员等,但以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最为典型,它反映了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意识的理念与核心,也充分体现了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因此,分析法官与律师之间在职业意识上的冲突、合作、共识与尊重,对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益、促进司法和谐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司法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司法和谐的目的,不仅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等方面多管齐下,抓好制度建设、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同时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职业共识的形成和深入发展也是一个值得重视但又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因素。但实践中确存在一些不利于法官与律师之间建立法律职业共识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来自多方面,但以以下颇为重要:

  首先是表面上的原因,法官目前的工作待遇,尤其是薪金待遇偏低,与律师相较尤其与收入较高的律师相比明显悬殊。尽管在一些地区可能未必如此,因为个别地方某些律师的收入可能不如法官,但这毕竟不是普遍的情况。一般地说来,就同一地区而言,基本情况是法官的收入明显低于律师,而且越发达的城市,这种现象越显著。这种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使法官产生了心理上的不平衡感,进而出现一些过激甚至违法行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其次,从稍深层次分析,两者的职业准入条件不同使待遇上的差距缺乏合理性与正当性。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实施后,进入法官职业除了和律师一样须通过统一司法考试外,按照目前行政体制还要通过公务员考试。这两类考试的录取率均极低,后者尤其如此。也就是说当法官得过两道极难得门槛,而律师只需通过司法考试便可执业,执业成本不同,待遇反而存在较大反差。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法律职业之间的收入不能有差别,重要的是这种差别必须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才可能得到广泛认同、接受并利于促进职业共同体的发展。

  第三,随着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施行和职业培训的加强,法官的专业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在一些地方尤其发达地区,法官的专业水平和经验可能还会高于律师。这是因为:一是这些地区的法官准入条件本身就很高,不只是通过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一般还具有较高的学历层次、学术水平、政治条件等;二是从经手的案件数量和类型来说,一些律师并不如法官,有些法官几乎每天都有开庭和办案,而律师代理的案件数量和种类往往是有限的,并不时时都有足够的案源和有机会尝试所有不同类型的案件,但法官却可能在这方面更有优势。在这种前提下,法官的待遇低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自然容易使心态变坏,甚而不能正常地对待职业之间存在的合理差异。

  第四,目前法官队伍中仍有一部分人素质偏低,多半是在原有体制中沉积下来的。他们没有经过专业的法学教育,在法律意识、法律思维等方面有所欠缺,但目前没有有效的制度或机制将这些人清理出去。所以尽管有不少新鲜血液进入法官队伍,但人员总体素质问题仍是积重难返,中国法官队伍的“天生不足”的缺陷使这些没有法律专业背景的法官很难在心中建立真正意义的法律职业共识。

  第五,法官官本位意识仍很严重,认为自己掌控司法决定权。法官常将自己的职业视为一种法律治理的事业,目的是通过法律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控制,是一种维护政权和法律秩序的工作;而律师将自身的职业往往视为一种维持生计和生存的手段。[杨海坤,黄竹胜.法律职业的反思与重建[J].江苏社会科学,2003,(3).]这种错位意识使法官认为其与律师的地位实质不平等,律师在庭上说得再好,表现再出色,也决定不了案件的命运,这又造成律师心态的不平衡,促使律师势必不从专业上下功夫,而是设法通过不正当的甚至是非法手段影响审判,也影响了职业共识的形成。

  最后,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不但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职业共识,相反倒是促成法官与律师们形成了某些“非职业共识”,如为了让赢得案件胜诉必须给法官好处甚而直接向法官行贿,法官与律师合谋不公正但却对他们有益的判决结果,共同寻找案外势力影响审判。这种与法官之间基于非职业判断所达成的“共识”不仅无益于职业共同体之间的理解与尊重,反而极大地破坏了司法环境,损害了司法权威。

  二、消除冲突与隔阂,建立共识与尊重,促进司法和谐

  以上原因的分析可能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不完整也必定是不完善的,但它也许有助于提起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并利于探寻当前可用的一些有效对策。我国的司法改革已经进行了许多年,其中出现了不少颇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和制度,比如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法官的法袍和法锤,当然也包括律师袍,尽管没有多少人穿,还包括庭审制度的改革等等。不否认,这里面的一些做法和制度安排是很有成效的,但也同时需要正视,一些仅仅停留在形式层面上的努力以及关于法律职业共识建设等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以法官和律师的关系为例,若形成了法官尊重律师,法官能充分倾听律师的意见,同时律师也认同法官的公正立场,尊重法官作出的判决、裁定,互相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便有利于公正判决的形成。不仅如此,这种法官与律师的良性互动、和谐的职业关系还会使当事人能充分理解并尊重法官代表审判机构作出的判决、裁定,这又有助于司法权威的形成;良好的职业共识的建立,法官一般会公道评判当事人所聘请的的律师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而法官对律师的良好评价必然影响到当事人对律师的信任度,进而逐步改变社会对律师的一些负面的认识;律师同样不会因为只是输了一场官司而刻意贬损法官,相反可能提示当事人法官已经在案件的审理中尽到了最大限度的公平,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合法、合理和公正的;律师的这种正面影响会促使当事人更加尊重并严格执行法院作出的判决。因此,这样的良性互动使法官与律师的职业共识与尊重得以进一步强化,最终在当事人乃至全社会中普遍形成对司法的尊重和信任,真正有利于司法和谐。反过来,若法官与律师相互贬损,互相指责乃至采取过激的措施和行动,法律职业各主体之间就不能做到和谐共处,更谈不上司法和谐。

  2006年9月在山西太原举办的第6届中国律师论坛上,从法官、检察官、律师不同人士的发言中,仍能体察出大家对各自职业角色的不同认知,这一现象也折射出当前法官、检察官与律师间的某种微妙关系:法官认为律师赚钱多,心态不平衡;律师认为法官颐指气使,不尊重人;检察官认为律师不诚信,假意伪证。这其中,法官、检察官似乎成为某种利益共同体,与律师相互看不顺眼,甚至相互隔膜、猜疑、埋怨、对立与指责。[中国民商法律网,《第6届中国律师论坛直击:法、检、律师同台对话》,最后访问2006年9月30日。]由此看来,法官的抱怨和律师的抱怨尽管说法各异,但究其本质原因,都是缘于各自的职业理想均未能得以执行和实现,对自己的职业角色也不完全认同。律师并没有因为挣钱多就停止抱怨,他们常说的话是“看在钱的份上”,更何况挣大钱的律师仅仅是少数人;而法官也没有因为自己掌握了司法审判的决定权就感到自豪和满足,相反他们的权力愈大,所可能带来的心理失衡就愈明显。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的职业状况都不满意,缺乏这一职业所要求具备的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包括彼此之间正常的职业欣赏。这种职业角色的冲突也导致不能向社会有效提供合格的司法产品。

  根据以上分析,法律职业之间出现矛盾、不理解甚至互相诋毁,最终受伤害的将是整个法律职业,使司法失信、权威丧失,不利于和谐司法秩序的构建。因此法官打律师事件所引发的讨论给司法带来的意义不应是局限的或是局部的,我们应该推动并最终有效确立法律职业之间的共识与尊重,消除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的冲突与隔阂,进而改善司法环境,提升司法威信,这对于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确保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益,促进司法和谐,达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是富有实质意义的。我们可以渐进地从根本上提高法官素质,并以此为基础提高法官待遇,致力于法官这个职业群体水平的提升,从而使法官成为受全社会认同并受尊重的高素质群体,而这也将促成律师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案件,提高专业水平上而不是设法通过非正常的努力影响诉讼结果,使得律师的专业技能可以在诉讼结果上得到体现,这势必也会增进法官与律师之间的职业共识和职业尊重,共同为打造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尽力。法官和律师之间的职业共识和职业尊重可以通过但不限于以下几种措施来实现:一是政策层面,设计法官与律师的利益关联机制,强制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的业务关系;二是实践层面,实现法官与律师的职业互动,借鉴英美法系法官由多年经验和较高业务水平的律师出任(或者采取其它更为低成本而可行的职业互动方法),借以实现法官对律师职业的认同和律师对法官职业的尊重;三是社会层面,舆论监督的软制约也能起到促进法官与律师之间的职业认同和尊重的实现;四是意识层面,加强法官与律师的沟通与交流,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增进彼此职业的共同认知和尊重,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五是福利保障层面,国家应当建立对法官、检察官等司法官员的良好福利保障机制,防止法官、检察官的心理失衡,进而出现同一职业共同体之间相互的冲突与不尊重,更为严重的要防止法官与律师之间畸形的法律职业意识催生司法腐败。

  这些措施也许并不成熟,但在“法治”作为一种理想已经变成公众追求和新的流行话语时,我们有责任站在不同的视角对现实进行务实的考量并表达一些最真实的想法,哪怕是点滴的,也可能成为对中国司法改革真正有用的材料和经验,对构建和谐司法秩序有所助益。我们注意到,司法和谐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努力的基础上的,只有在法官、检察官、律师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互相尊重、彼此理解,减少冲突与隔阂之后,才能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形成良好的和谐秩序,这种和谐秩序使得司法公正不再是奢侈品,不再是遥不可及或者是很神秘的,而是切切实实惠及人民的司法产品。因此,法律职业共同意识的形成,其意义不仅限于法律职业群体之间,而且是整个社会达致司法和谐目标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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